紧张，思忖好久之后他才开始讲述。他说在他的大学时期有过一段时间被人监视的感觉，他的手机上莫名其妙出现一个软件，无论如何也无法卸载，软件的用途只有一个，那就是供一个空白id的人给他发骚扰信息，最开始的愤怒之后他便视而不见，觉得左右不过是网上骚扰，不看见就可以当做没有。但空白id后来发给他一张偷拍的他的照片，接着是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他无法不惶恐，以前看到过的夜路跟踪被杀或者被绑架拐卖的新闻像嗡嗡旋转的苍蝇一样盘旋在他脑海中，他疑神疑鬼地盯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神经紧绷到一触即断的程度。
压垮他的是一张背景为他床铺的睡颜照。
他感到监视者的眼睛无处不在。
崩溃之下第一个怀疑的便是他的舍友，与舍友大吵一架招来导员，他手足无措地发着抖跟导员说自己的境况，导员也很严肃，说要看看那个软件是否属实才能进行下一步判断。
他立刻将手机交过去，仿佛扔过去一个定时炸弹。
可是手机上没有。
手机上没有任何骚扰软件，也没有任何人给他发他的照片。
导员将手机交还给他，安慰他说是不是学习压力太大了，需要适当放松一下？
他神经质地翻着手机页面，不断点进聊天软件又退出，可是真的——真的找不到！
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他可能过度警觉，让他压力不要那么大。他便真的以为是自己压力太大引起的幻想。于是他怯怯地跟舍友道歉，好在舍友人也很大度，并没有纠结被误认为变态的事，他们约好一起出去吃饭。那天是个雷雨天。
他们吃完饭原本要一起回家，但舍友异地恋的女友千里迢迢来给他见面惊喜，他们都十分高兴，紧紧拉着手让吾其乐单独回去，他们还要在外面玩一段时间。吾其乐只好独自回学校。
就在回学校的路上，有人用浸满迷药的湿巾捂住他的嘴，将他绑到一间不透任何光亮的房子中去。
说到这里时他沉默了许久，眼珠在白皙眼睑之下不安地滚动，啃咬着自己湿红的下唇惴惴不安。我听得津津有味，有些期待地盯着他，用温柔且鼓励的眼神。
后来呢？发生了什么？
陶陶被怎么了吗？陶陶感到害怕吗？有没有哭？被拍了浑身赤露的照片？有没有抱着绑匪的腿用自己的脸贴绑匪的鞋面？有没有声音哀哀地恳求？
可是吾其乐显然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他舔着嘴唇晃头，语调沮丧地重新换了个话题讲。
总之，这件事之后没多久，陶陶就休学了。
他送我的那盆姬月季，很葱茏的。没有多余的修剪，开了许多没有指腹大的小花，小小的叶片聚集在一起，像一团绿色烟雾。我将那盆月季放在了书桌上，看见它就好像看见陶陶。
如果陶陶大学时向我求救，我一定会去救陶陶，我不会说陶陶有过度警觉或者什么被害妄想症。陶陶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
祖父的助手来了一趟。送药，顺便传达一些祖父的意见。
祖父已经九十多岁了，难为他脑子还那么清晰，整天惦记着我的病情和他的事业。助手站在我身侧，我坐在二楼空置房间里摆弄望远镜。
助手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公司继续工作。
我指了指湖边绵延的蒲苇荡：“你从绿色走到蓝色里，没过头顶，呆一天，我就回去。”
助手点头，说会将我的原话传达给祖父。我说好的。
我提早几天就知道李荏要回别墅，因为陶陶每天都和李荏打电话，掰着指头倒数日子，算李荏回来的日期。李荏回来之后他们又要不知疲惫地做爱，我盯着两窗之隔的爱情游戏处理完生理反应，拆开一包扁扁的棒棒糖塞进嘴里。
贴在他们床缝隙间的窃听器一声也不余漏地通过耳机传入我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