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浩然？”“是的。外面的世界，还存在着？”“是。”“没有世界末日？”“没有。”五天后，我已化作幽灵，躲藏在你的背后，看着你。你倒在我被埋过的地方，身负重压，一团漆黑中，确信世界末日降临，唯有等待死亡。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一切，也知道你正在编织一套杀人的幻想，弥补你面对我时的犹豫与怯懦。你以为我从未见过你，你以为我还寄希望于你来救我，却没想到我会祈求你杀了我。你错了，我认识你。但你永远都不会记起我。时间，倒回到五天前……那时我还活着，还在呼吸地底混浊的空气。除了双手和头部还能活动，我全身被埋在瓦砾废墟中。我心爱的丘吉尔也如此，它无助地狂叫，期望将人引来救我们。突然，一道电光射入这黑屋子。你来到半坍塌的电影放映机房，用手电照射我和丘吉尔的脸，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你认出了我。而我也认出了你——叶萧，一个出色的警官，你一直在追查我，想要将我绳之以法。但你不会知道我的过去，不会知道楚若兰的真正死因，那是任何人都无法靠近的秘密，隐藏在一个坚固到极点的核壳深处。即便你发现那封遗书，也仍然会被我编造的记忆而欺骗。比如我的年龄，在户籍档案资料里，我今年四十岁，实际上我只有三十六岁，今年是本命年。没错，我的所有身份信息，包括家庭出身以及教育背景，全都是在十年前伪造的。我之所以看上去像四十岁，是因为我的青少年时代在悲惨世界中度过，因此显得过分成熟，面孔被苦难刻满沧桑。我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里，也不知道生日是几月几号。当我刚开始记事，就在全国各地流浪。我有一对养父母，他们没有姓名只有外号——我的养父叫“馒头”，我的养母叫“蛋花”，这是他们最爱吃的奢侈品。而我叫“大叉”，因为我最爱用手指在沙地上画大叉。养父母是一对流浪者，他们操着标准的北京农村口音，这让我后来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少林寺脚下的深山中，我们从郑州去洛阳，当然买不起火车票，便抄近路走山间小道。在大雪覆盖的松林间，我们吃着少林寺和尚施予的窝头。养父母烤着火告诉我——他们是在唐山把我捡到的，在郊外的一片荒山脚下，完全倒塌的军工厂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哭声。当时，有一条野狼徘徊在月光下，循着哭声想要来叼走婴儿。养父母出于同情心，用棍子赶走了那条凶狠的狼，从废墟里救出了濒死的男婴——那年养母刚生下个儿子，没几天就夭折了，她看着襁褓中啼哭的我，流着眼泪解开衣服。我本能地咬住，顽强地活了下来。我没有资格成为地震孤儿，因为有人怀疑我本就是流浪汉亲生，因为养不活才塞给。最后，养母实在舍不得离开我，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踏上流浪旅途。我几乎去过中国的每个地方，跟着养父母靠捡垃圾为生，收集各种废纸箱与瓶子，去回收站换些钱来买吃的。通常十多天才能吃到一块馒头与一碗蛋花汤。养母经常带着我坐在废玻璃前照镜子，她说我天生是一个漂亮男孩，长大后会有许多女孩喜欢我——她说着说着会掉下眼泪，不知是想起死去的儿子，还是想到将来我不可能讨到老婆。小时候我很聪明，养父教会我认识了几个字，但他自己只读到小学三年级。有一年我们路过浙江的农村，替乡镇工厂回收工业废料，我总是趴在乡村小学的窗下，偷听他们上课。为此我经常挨打，有时头破血流，养父母也不敢找人要个说法。后来，我遇到一个城里来的支教老师，他让我坐进课堂，送我一套旧课本。就在那一年，我学会了一千多个汉字，并在小学六年级的考卷上，拿到了学校的最高分——但我没有资格继续读书，当我的同学们升了初中，我却跟着养父母去了南方。十三岁那年，我们在深圳的建筑工地上捡垃圾，养母被倒塌的吊车砸中身亡。养父抱着我哭了几天几夜，直到被强制关进收容所，塞进大卡车遣送出广东。五年后，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和养父再也找不到可以捡的废品，饥肠辘辘地饿了好几天，沦落到沿街乞讨。我们不幸遇上了城管。我被城管踹了一脚，养父愤怒地上去理论，结果被一群城管拳脚相加，当场死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我抱着他的尸体，看着白雪上鲜红的血，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十多年后，我派人到那座城市查出当年带头打人的城管，然后制造了一场交通事故，让那个畜生被一辆卡车轧死了。养父死后，我孑然一身，扒上一列运煤的火车，来到了东部沿海的这座大城市。那一年，我见到了她。“是你杀了楚若兰？回答！是？或者不是？”“是。”“算你还是个男人。”“你想杀我吗？”“我……”半坍塌的电影放映机房里，叶萧戴上手套，从地上捡起一片碎玻璃，锋利的破口发出寒光，耳边响彻拉布拉多犬的狂吠，“为这一天，我已等待将近一年了。”那一年，我十八岁。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白条纹的蓝色运动裤，一双垃圾桶里捡来的旧球鞋。透过街边理发店的橱窗，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脸，有一双大而沉默的眼睛，原本白皙的皮肤稍稍晒黑了些，乌黑的头发因为经常用冷水冲洗，并非杂乱无章也没有散发臭味。我的个头比许多城里孩子更高，虽然从小没吃过任何有营养的食物，就连牛奶的滋味都没怎么尝过。矮小瘦弱的养父母，一直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