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我身旁的邵波插话道：“李昊怎么说？”
“他啥都没说，只是问了问戴维船长听说过‘梯田人魔案’没。”赵珂边说边望了不远处的李昊一眼，“戴维陈否认了，但我和李昊都感觉得到他是知道邱凌案的。不过，戴维陈宁愿相信这是一起意外，也不愿意怀疑自己的船上有一位臭名昭著的凶犯。”
“或许，真的只是一起意外。”我小声说道。
就在这时，戴维陈身边那位穿着黑色西服的男人突然用日语大声叫嚷了几句。我扭头朝他望去，但视线却被站在另一边角落里的古大力吸引了。只见他正缩头缩脑站在不远处的灯下面，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表情奇怪地死死盯着正在说话的西服男人。
“他叫岩田介居，戴维陈的朋友，精神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犯罪心理学专家。”赵珂在我身旁介绍道。
“哦。”我应着，迈步朝他们走去，因为我听到了那男人的日语中，插了个英文词组——anticial pernality dirder——反社会人格障碍。
赵珂先我一步走了过去，并站到了我身边，让那位正激动着的男人不会觉得我的靠近太过突兀。也就在这时，戴维陈耸了耸肩，用中文对岩田说道：“我觉得你还是用中文吧，毕竟李警官并不能听懂你的质疑论调。”
岩田愣了一下，接着端了端眼镜。他的声音其实很好听，就算是之前大声说话的时候，声线也保持着浑厚，并不刺耳。他望了李昊一眼，做出了一个微微点头的姿势来致歉自己不经意的不敬：“嗯！李警官，我有点失态了。但我的看法和您是一致的。再说梯田人魔目前还逍遥法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李昊脸色有点不好看，但还是皱着眉应了一句：“‘梯田人魔案’是我们海阳市警方的耻辱，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戴维陈耸了耸肩，他肩膀上那四道代表着船长威严的金色横杠，在灯光下特别显眼：“岩田先生，我与你的工作不同，请恕我没有机会接触你们所说的那些连环杀人案例。就算知晓，也只是在电视或者报纸上看到而已。况且，现在这么稳定的社会，又怎么会有那么多连环杀人犯存在呢？我想，你是想多了吧？”
“戴维，我觉得我有必要给你上一课了。当下的中国社会，短短的30年，以奇迹般的速度行走着我们日本两三代人所经历的变革轨迹。大量的普通人，思想上会出现巨大的断层，最终产生心理疾病，这点相信你也会认可吧？所幸中国人本来就具备隐忍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不会莫名地爆发。但，”岩田顿了顿，“但梯田人魔的出现，可以理解为海阳市这一平静湖面上第一条跃起的鲤鱼。在水下的其他鱼儿都看到了它，并开始明白，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做，还可以这样发泄。”
戴维陈打断了他：“岩田，我觉得你应该回房间休息了。我很能理解在你平静的生活里，是多么盼望有机会与一位连环杀人犯进行面对面的对决。但这一需求，不能当作你用来改变我面对一场意外时所应有的判断的理由。”
岩田摇头了：“戴维，我给你说段历史可以吗？”他并没有等待对方的回应，径自说道，“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三天后，凶手被击毙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紧接着，无数的有着肮脏灵魂的凶徒，开始在各自蜷缩的角落里蠢蠢欲动，血腥的总统被刺案成为他们犯罪的催化剂。肯尼迪遇刺的第二天，‘波士顿行凶客’在《新时代》上公布自己已经奸杀了12名受害者的消息。之后，各种奇怪的谋杀案越来越多。1966年，芝加哥的几名流浪汉捆绑、刺伤、掐死了8名学生。三周后，一名疯狂的大学男生爬上钟楼，用猎枪打死16人、打伤46人。接着，美军在越南美莱村的屠杀案被曝光，莎兰·泰特被嬉皮士虐杀的案件极度骇人听闻。进入70年代，情况开始更加恶化。”
岩田放缓了语速，但他的表情却越发严肃起来：“恋鞋癖杰瑞·布鲁多斯在1968年杀害了4位女性并砍下了她们的脚。密歇根州的约翰·诺曼·柯林斯谋杀了7位年轻漂亮的姑娘。1971年5月，警察在工头胡安·克罗纳位于加州的一个桃园里，挖出了26具尸体。1973年，‘同性恋垃圾’迪安·科尔在休斯敦谋杀了27名临时工。1976年，自称‘山姆之子’的大卫·伯科威茨有计划地在纽约皇后区射杀妇女。70年代末，肯尼斯·比安奇和安吉洛·博诺在好莱坞的山坡上抛弃了10具被虐杀的尸体；韦恩·威廉姆斯将5位受害者的尸体扔进了亚特兰大的河水里；理查德·科廷厄姆在纽约的廉价旅社里肢解并焚烧了数名性感的女孩。更有深受社区居民尊敬的成功男士约翰·韦恩·盖西将28名男孩的尸体塞进自家地下管道。75岁的雷·卡普兰与69岁的妻子费依·卡普兰将被他们杀死的雇工的衣服拼凑成被单；直到辛辛那提市医院护理员案告破，犯下58桩谋杀案的唐纳德·哈维刷新了美国连环杀手之最，将盖西的33人、‘绿河杀手’的48人全数超越……”
“但是，”戴维轻描淡写地打断道，“但是岩田先生你说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