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拟左迁庞升为边州司马，让方伯符出任京兆尹。徐相以为如何？”
崇文殿内，宋治看向自己昔日的先生，如今大齐皇朝的第一权臣。
徐明朗自然是不乐意的。
刘氏的事，庞升虽然有失察之罪，但失察这个罪名可大可小，按照常理，把庞升贬谪出京，由四品大员右迁至八品司马，自然没有问题，但庞升乃是门第庞氏的中流砥柱，京兆府又是十分紧要的官职，徐明朗若是同意这个处置，损失就大了。
方伯符是什么人？寒门官员。他果真像宋治说得那样，有很突出的表现？自然没有。所谓年年考评上等，也不过是皇帝支持，同为寒门官员的吏部左侍郎相助罢了。
说到底，皇帝是要用寒门官员抢夺门第士人的利益。
在这件事上，没有对错，只有立场。
徐明朗组织了一下措辞，拱手道：“回禀陛下，户部郎中方伯符虽然政绩不俗，但他本身的官品却只有五品，这一下子忽然右迁至四品，没有显赫功劳说不过去，只怕朝臣不服；
“再者，方伯符并无主政一方的经验，户部郎中的职司跟京兆尹又相差太多，只恐难以胜任。请陛下明察！”
他说得这些话都是实情，倒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皇帝有意重用寒门官员，徐明朗是知道的，要不然也不会连年提升科举取士的规模。但徐明朗却并不着急，在他看来，自己的意见皇帝还是要听的。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乃门第第一人，也是门第代言人，身后站着门第；另一方面，作为皇帝昔日的老师，如今的宰相，他为官经验丰富，处理国事的能力出众，说是辅政大臣也不为过，皇帝需要听从他的建议。
皇帝还很年轻，都没到而立之年，有诸多要依仗他的地方。
但是这回，徐明朗料错了。
皇帝的态度异乎寻常的坚决：“方伯符在户部郎中的位置上已经历练多年，处事向来沉稳大气，可堪造就。京兆尹他做不做得好，总要做过才知道，朕向来不吝给人才机会。
“至于官品，可以先升一级，让他以从四品任京兆府长史，暂行京兆尹事，以观后效。宰相认为如何？”
徐明朗心中顿时不快，腹诽道：你是给人才机会，可那都是给的寒门官员，什么时候这么大方的给门第官员机会了？再说，方伯符算什么人才，真要比拼处理政务的能力，门第优秀子弟多得是，哪里轮得到他？
至于以长史之职暂行京兆尹事，还不就是个说辞，真让他主事了京兆府，你还会让他的屁股挪开吗？
徐明朗有意反驳，见皇帝面色如铁，眉宇间满是不可违逆之色，又不由得心下一沉。
陛下这回的态度缘何如此强硬？完全不给我面子……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陛下这是翅膀硬了，要压老夫的权威，分老夫的权柄？
徐明朗心头警兆陡升，这可不是什么好势头！
自古皇帝与臣子就有权力之争。中原最早有皇权的时候，权力并非很大，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丞相、宰相主持政事。
彼时丞相独立开府，有自己独立处理政务的机构，谓之丞相府，乃是皇朝最高行政机构，丞相就在丞相府办公，而不是在皇城，在什么中书省——那时都没有三省。
两汉时期就是这般制度，诸葛亮的丞相府就是典型、显著代表。三省六部的制度建立后，丞相变为宰相，这才失去了独立开府的能力。
在这片大地上，改朝换代只是寻常事，但不管朝代如何更迭，无论皇帝是雄才大略还是平庸无能，皇朝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做两件事：加强中央集权与加强皇权。
起初，天下行分封制，天下之主的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各诸侯国都拥有独立治权；大秦废分封行郡县后，朝廷才能任免任何一个地方的官吏。
而后地方军权、行政权分离，封疆大吏权力变小，相应的朝廷权力增加，这都是在加强中央集权。
而在中枢，文武分流即是地方官员军、政两权分离的延伸；而用寒门官员代替门第官员，最终清除门阀世家这种分天下大权的权力利益集团，也是加强皇权的需要。
皇权加强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皇权与相权之争。
因为丞相、宰相这个官职，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主持皇朝政事、统领百官的，他横在皇帝与群臣之间，让皇帝不能直接掌控所有官员。
当天下没有宰相这个官职，皇帝直接掌控六部的时候，皇权将达到顶峰。
届时，朝臣在大殿上将没有座位，只能站着举行超会，臣子也将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彻底变成皇权的附庸，只能自称“奴才”。
到了那一天，皇权将无人能够约束，皇帝将予取予求，可以肆无忌惮禁言路，可以毫无顾忌大兴文字狱，而不用再担心有直言敢谏的臣子，站在大殿上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桀纣之君。
那将是皇权之光最辉煌明亮的时候，是皇权的满月。